食物如何「性別」？ 食物製造、象徵與飲食行為道德判斷分析
一、前言
「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the man is what he eat，人即其所食）」
（Ludwig Feuerbach，1850）
食物作為一種外在物，是人類為了維繫身體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因此，「飲食」必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然而，人們對飲食的認知仍大抵只將其視為生理需求，而非將其看作需多經思考、研究的動作。人們習於將食物與存在連結，因而飲食被歸類於只為維生的低等功能，食物甚至被視為庸俗、肉慾、獸性的，由此便可得知飲食被人們視為粗俗之事實存在（Warren Belasco，2014）。此種看待飲食的態度亦延伸到了學術研究上，在1980年代之前，有關物的研究便未被重視，其原因即是來自於認識論長期以來重視主體而忽略客體，重視心智而輕視體驗。直到1980年代後，隨著D. Miller在1987年出版的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一書後，情況才有所改變。該書宗旨即在說明主體（人）與客體（物）二分並非正確，主體經常是在與客體辯證互動的過程中建立出來的（張珣，2007）。
飲食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後，逐漸地拓展其領域，從人類學、社會學到經濟學等皆可見到飲食研究的蹤跡。然而，卻較少有學者將性別或女性主義的視角納入飲食研究中，即便是女性主義學者，仍大抵只關注於女性的飲食病理學
（food pathologies），例如厭食症（anorexia）、暴食症（bulimia）等。飲食與性別研究所關注的面相相似，皆是跨學科且關注常民（ordinary people）日常生活中的實踐（Avakian＆Haber, 2006）。因此，藉由飲食結合性別的視角，能讓我們看見人們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外物的反覆實踐逐漸內化並影響自身的認知，並進一步產生性別的差異與認同。
而至今有關飲食與性別的研究，除了上文提及之飲食病理學相關研究外[1]，較多是在探討食物製造過程中男女的分工差異，以及其所衍生的效果；抑或是透過神話等方式所產生的飲食象徵如何在務上體現性別的差異，並反過來影響人們對於性別的認知。因此，本文將以食物製造、食物象徵與飲食道德判斷作為三個不同的軸線，並以不同的研究文獻解釋飲食如何在不同面向上對形塑性別的概念產生影響，交織地形塑個人的性別認同。最後，本文將整理上述概念，並試圖指出未來研究更多的可能方向，以及作為常民的我們應當如何面對飲食對性別認同所產生的影響。
二、生產性別 — 食物製造如何產生性別差異？
在談及食物與性別之關係時，最直接連結的便是女性與食物製造之間的強烈關聯，即女性往往被視為食物的製造、消費與處理者。在農業中，女性往往扮演首要角色，並且在多數第三世界國度，女性仍是主要的食物提供者（Belasco，2014）。而即便女性在生產上受到限制，只能負責家庭中的飲食生產時，女性仍能夠透過在廚房中烹飪而產生影響力。許聖倫等人的研究（2004）便透過研究爐灶，理解男性如何將廚房定義為女性空間，在保留主權的前提下將權力下放於女性，而女性如何為了權力而鬥爭。而到了近代更是能透過操控、掌握新科技以淡化父權宗族的馴化、監控，並藉由新的煮食技術，形成在性別角色中得以調整的資本。
除了在家庭內場域劃分出女性場域並以此進行權力鬥爭外，女性在食物消費上的角色如守門員（gatekeeper）般，藉由對食物的採買、儲存與料理等，進一步擁有了掌控食物的權力，也能夠影響家庭成員的飲食習性（McIntosh ＆ Zey , 1989）。無怪乎Warren Belsco在其著作中（2014）引用人類學家Brett Williams對Tejano[2]人的研究，指出移民女性藉由在生產過程中協作，將家人團結在一起，令男女雙方親戚肩負義務，也同時餵養和束縛了她們的丈夫。
然而，女性雖然能透過生產食物以控制家庭，並藉廚房與飲食以進行權力的鬥爭與自我的發聲，但需要進行協商的事實反映了女性失去權力的前提，因此才必須在其被歸屬的領域中爭取權力。食物的生產使得女性必須忙於家務（私領域），而在公領域受到禁聲；換言之，食物反面地控制了女性，使得女性必須要面對來自父權社會的期待，做一名好妻子、好廚子。趙惠敏（2005）在其對台灣職業婦女的研究中發現，漢人從小就給予具有性別分工的教養觀念，長久以來視女性為準備食物的主要對象，在婚後也被期待包辦所有私領域的工作。即使婦女在外工作，回到家庭仍需要花大量時間與所剩無幾的體力負責做飯、照護孩童與老人等，以扮演好媳婦或好媽媽的角色。而此種傳統思想除了透過家庭教育的方式外，也會透過其他方式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呂明心等人對米飯與電視廣告的研究（2016）亦指出，即便2000年後男女在米廣告的形象已開始有所改變，但是在廣告文本中女性仍多擔任家庭主婦，負責準備三餐和照顧丈夫與子女健康，男性的職業角色卻皆屬於公領域。時至今日，「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分野即便不再直接決定性別角色的分工，卻仍在潛移默化間影響男女性對性別的想像與認同。
而在生產食物的場域中，女性雖然被期待在家庭內負責料理食物，卻不被鼓勵製作進入餐廳製作料理。在餐廳的競技場中，最有聲望的往往是男性大廚，而女性則多半被視為地位較低的廚房工作人員（Belasco，2014）。2016年，英國雜誌Resturant所主辦的全球50大最佳餐廳中，僅有一間餐廳的合夥人之一是女性，其他餐廳主廚則都是男性。總編輯William Drew便認為，投票結果即反映了玻璃天花板存在的現象[3]。無獨有偶，U.S. Census Bureau在2018年統計的數據[4]也指出，在美國僅有約24%的大廚（chef）為女性，可見大廚仍為男性為主的領域。而這也反映了女性雖然被賦予了生產、處理食物的職責，但這項工作僅被限定於在家中的廚房進行，而無法離開家庭的私領域。無怪乎主持英國廣播四台食物節目（BBC Radio 4 The Food Programme）的主持人Sheila Dillon在接受採訪[5]時表示，女性雖然在歷史上負責在家中料理食物，但似乎僅被視為是家務（domestic）而非是一件真正的工作（real job）。
綜上所述，女性在整個成長經驗中，透過教養、觀察與規訓以學習準備食物的過程裡，逐漸形成對食物的知識、對廚房、食物的概念，也逐漸形成對女性角色的概念（趙惠敏，2005）。而藉本章的回顧可知，女性在生產食物的過程中能被賦予權力，而控制其丈夫、孩子等家庭成員。並且，趙惠敏的研究亦指出，婦女在進入廚房準備三餐前，就對家庭保持著一種期待，也因為這樣的期待，讓婦女產生想為家人準備餐盒的想法及浪漫式的感受，繼而在婚後願意
準備三餐以維持完整的家庭感。似乎也解釋了為何女性願意留在廚房中，為家庭成員料理三餐。但在美好的想像與被賦予權力的背後，也意味著父權體系對於女性的全面控制，讓女性自出生以來便不斷地吸收有關食物的知識，但卻又無法跨出家庭的場域，而這樣的概念也影響了個人的認同，從而藉由生產食物產生了性別的差異。因此，本文認為研究在處理有關女性如何透過生產、處理食物以進行權力的協商時，不應忽視女性實然是被父權體系利用食物而被束縛之事實，才能夠更加的透析食物在生產上所蘊含的權力不對等關係，並進一步有打破上述關係的可能性。
三、性別化的食物 — 食物的象徵如何形塑性別差異？
食物在供給身體熱量的功能外，亦能作為思想、認同的載體，並透過日常生活中的交互與重複實踐將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在實際生活中，使人們在形塑自我認同的過程中也不知不覺地受到飲食的影響，從而塑造對自我的想像。由此可推知，食物本身能夠作為一種象徵、符號，與不同的性別連結，使不同的食物能夠產生不同之性別意涵，而食物也因而產生了性別差異。
在西方社會中，肉 — 菜的分類便是一個經典的飲食象徵。Rozin等人（2012）透過量化研究的框架發現肉品與男性氣慨（maleness）有明顯的正相關，楊士範（2011）在飲食與性別化的回顧文章中更進一步指出，在西方紅肉被視為具有支配性力量、具有男子氣（masculine）。肉品有積極、權力、主動、有活力的意象。而蔬菜則是被動、從屬、無活力的意象，而這兩種意象又分別形成肉 — 男性、蔬菜 — 女性的連結，並被區分為第一（肉）與第二（蔬菜）階級。因此，男性與女性在飲用食物的選擇上便有不同的期望，相較於男性，女性更有可能成為嚴守素食者或普通的素食者，研究顯示在美國約一百萬的嚴守素食者中，有79%的組成為婦女，至於一般的素食者則為59%（Bee，2017）。回到肉品的象徵上，肉品的性別化特徵也使得肉品帶有性的意涵，並被大量的轉化到性的語言中，具有各式的隱喻，例如生肉意味著裸女，燒肉被視為放蕩女等（Belasco，2014）。女性的身體被投射到肉品上，而肉品則同女性，成為男性欲望的對象。
由上述的例子得知，食物本身並非中性的外物，而是會附著某些意涵，被人們貼上不同性別的標籤，繼而反過來影響人們對於性別認同的建構。在確認了上述的事實後，探討食物如何被賦予象徵便會是一個重要課題。然則西方的概念並不固定，其歷史亦龐大且錯綜複雜，也使得對於肉品、蔬菜為何會具有不同男女象徵有不同的脈絡與解釋，因而難以對其進行象徵分析。而人類學家對較為固定的族群、區域進行的長期田野實則能提供較清晰的圖像，並透過象徵分析、觀念史等視角分析食物本身如何建構出不同的性別意象，以下將分別以劉璧臻（2007）與張珣（2007）的研究，梳理在不同族群、脈絡下，食物如何與性別產生聯繫。
劉璧臻（2007）研究噶瑪蘭人的食物與其性別和權力象徵，發現稻米在噶瑪蘭族中不僅是作為生技主食、可交換物與替代貨幣等重要資源，也與死後的世界連結，代表能讓過世的人得以不餘匱乏。藉此得知，陸稻在噶瑪蘭族具有神聖的、秩序的象徵與地位。而在噶瑪蘭族的神話文本中，是由一位女神創造並教授於人，並且mitu（女巫師）是為女神在地上的傳人。而如此的傳承關係，也穩固女性在控制食物生產、分配與管理權力的優勢位置，女性與稻作生產在概念上連結在一起，並將男人排除在這個再現的世界之外。
相對於女性，男性則被象徵性地連結為公雞、野鹿。噶瑪蘭族的未婚男性在十幾歲時開始訓練狩獵、尋找肉食的能力，而在成年禮時，獵人頭與獵鹿活動是連結在一起，也就是成年可婚與獵人頭及獵鹿，被歸類在同一個社會範疇。而若成年人在成年禮獵頭後，成熟男性必須緊跟其後，藉由獵鹿以鹿血祭拜帶回來的人頭。而如此的生命對等交換中，鹿成為男性的象徵與代替品，男性的生命也象徵的與鹿結合，被比擬為鹿。對於已婚男性，象徵則會從在山林間自由奔跑的野鹿轉換為被馴化的公雞，而噶瑪蘭族的Palilin儀式則透過養育、選擇公雞後殺雞的過程，象徵男性的公雞實踐了女人將丈夫馴化、居家化，並藉由每年儀式的重複舉辦展現對男性宰制進行再複製（reproduction）。總此，透過劉璧臻的研究，可以觀察到噶瑪蘭族藉由神話、儀式等，稻米、野鹿與公雞等日常食物作為一種承載意義的符碼，並且這些符碼在日常實踐的過程中建構了相異的性別主體，或許也可進一步推測，具有生產優勢的群體會將如此的優勢化作為傳說、神話等文本，並在歷史的演進中隨之再製，以維繫自身所屬群體在權力上所占有的優勢。
張珣（2007）則研究當歸與女性的關係如何被建立起來的。其從大甲鎮的田野經驗出發，進一步地回朔到宋朝中醫婦科理論的形成，以中醫理論理解當歸如何被作為一種醫療化的食物，並進一步地影響兩性的身體差異與建構。張珣從身體的觀點來看，視身體為未完成的工程，並且會由後天的文化打造完整。回到漢人文化中，漢人女性必須要嫁入夫家，以避免在死後無人祭拜，成為孤魂野鬼；而嫁入夫家的女人只是嫁進來的外人，除非生兒子以為夫家傳宗接代，否則在夫家的身分地位也難以受到保障。女性的身體在此觀點下，被期望作為生育的工具。也因此，調整經期以利生兒育女便會作為女性的重要責任，原先應為夫婦雙方共同的負擔的生育被建構成單方面的女性責任，所有補身與醫療方式也就落在婦女身上。而當歸作為一種被醫療化的食物，在《婦人良方大全》中提及能夠用於求子、養胎、安胎、墮胎等功能，繼而便成為女性用以完整自己身體，利於養兒育女的補給品。至此，可以理解到婦科疾病論述是為文化建構的，藉由漫長的行醫經驗與論述的建構過程，宋朝以降建立的婦科疾病論述強化了婦女身體異於男子的論述，也進一步地讓醫療用藥被性別化，當歸因而與性別產生的強烈的聯繫，具有女性相關的象徵意涵。
藉由上述二位學者的研究，得以理解到不同脈絡下食物如何作為一種象徵、符碼與性別產生聯繫，同時也回過頭地影響不同性別的人們如何以此建構對不同性別的想像與認知。而食物作為一種象徵，在日常生活中藉由反覆的實踐與再制使外物的觀念被內化為自我認同。例如米食廣告中，女性的身體成為男性物化的觀看對象，飲用米食是為了吃出好身材；相對於此，男性食米得以讓男性有體力，強調女性相較男性是體力差的。如此的論述將米飯作為一種性別化的食物，再製了傳統的性別意識（呂明心等，2016）。然而食物象徵也並非是一程不變的，劉璧臻（2007）在文章的最後亦指出了象徵每次（再）建構的過程都可能有些不同，而不同的脈絡也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性別意象與關係，例如噶瑪蘭人的主食因日本殖民政府的介入而從陸稻轉作水稻、禁獵及漢人文化的進入等等，都有可能會去影響象徵本身的意涵，同時也生產出不同樣態的性別關係。因此，象徵並非靜態的，而是會受到各種改變從而有不同的意涵，而不同的個體在接收象徵的意象時也會因認知等原因不同產生多元的性別認知。
進一步談，象徵不只是在抽象層次上彰顯了不同性別的權力位置，同時也會對日常生活的食物分配產生影響。如同Sen（2001）於其文章中所述，男女的營養分配不均不僅會影響女性個體的身體不健康，也會影響到下一代的健康，從而對社會整體產生影響。而Bee（2017）也同樣指出，在印度鄉間南部，一個超過五歲的女孩比起男孩可能有超過75%的死亡率。即便將視角轉回物資較為富裕的西方，仍能見到相似於印度的飲食分配不均，甚至可謂是分配錯誤的現象。男性在象徵上與肉的連結已經在日常實踐的過程中被西方人所接受；但相較於男性，女性實際上更需要攝取最能提升血紅蛋白的食物，而且男性在沙拉和蔬菜的攝取上相較於女性更為不足。這樣的現象更進一步的與女性在世界上的普遍缺鐵有所關連。由此可見，象徵不僅在抽象層次上作用，也會滲入實際世界的運作中，影響人們對不同性別的飲食分配，以及幼兒的餵養等。
在本章中，本文首先藉肉 — 蔬菜的例子，說明食物實然會作為一種象徵、符碼，再現現實生活中不同性別的權力關係。其次，本文藉二位人類學者的研究，試圖對象徵如何被建構的問題進行解釋。就此可以觀察到神話、儀式、醫療化等不同途徑以讓飲食成為一種象徵、符碼，並在日常生活中建構了相異的性別。最後，象徵不僅只停留於概念層次，也會蔓延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影響我們如何看待彼此的身體，以及對健康的論述與想像，就此象徵可進一步地與健康、營養等議題產生聯繫。而本文也認為，象徵如何（再）建構性別的意涵實然是個不斷變動的過程，研究在體現象徵與性別之間的關係時應當更清楚地交代象徵、性別如何與其它概念（如全球化、資本主義等）產生聯繫，或許也能更清楚地呈現象徵如何在不同時代、不同空間中如何影響人們對性別的認知與想像。
四、食出差異 — 飲食行為道德判斷之身體影響
藉上文的討論可以得知，飲食的生產、處理與其象徵意涵能夠建構人們有關性別的認知外，食物所引發的道德判斷也會對於性別的認同產生影響，並且在型塑性別認同外更會直接地影響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對飲食的選擇與判斷，繼而能夠展開較多女性主義者所關注的飲食病理學之議題。
關於飲食道德判斷可以區分為兩個層次，首先，食物本身就具有道德判斷，Kinshella（2017）的文章即指出，糖被與資本市場與工業化產生連結，因此而被妖魔化視作汙染。Mintz（2015）則更進一步的指出，糖與女人、奢侈之間有所關聯，而這樣的關聯一方面將食糖同等於惡行，另一方面則與奢靡產生聯繫。至此，食物與道德判斷產生了聯繫，人們會經由社會的期望、教育等，經過自我的協商後判斷出食物的好壞，使食物貼上道德的色彩。
其次，飲食行為本身也具有道德判斷，Mintz對此以美國的飲食行為為例說明：
在美國，其他與食物及飲食相關的現象，由於大家無法不在乎自己的身材與別人怎麼看待自己身體，在現代更是受到了過度關切。大家認為，一個人有沒有能力控制、管理、訓練身體（並非所有的社會都會這樣煞有其事用這些動詞），正反映出這個人有沒有自制力，於是每次的張口就食，都成了意志力的測試。既然飲食蒙上道德色彩，也難怪半數美國人－其中包括了九成的美國女性－任何時候都說自己正在節食。若將之視為女性特有的現象，厭食症與嗜食症其實不過是白雪公主故事裡皇后自戀魔鏡的反面而已。
由此得知，吃／不吃的選擇不單單只是某種個人自由意志下的抉擇，同時也牽涉到整個社會對於飲食道德行為的想像。而有關上述飲食道德行為的判斷雖然既存於整體社會當中，但似乎仍是女性的決斷受到更多的規定與期待。Bee（2017）引用有關慰藉食物（comfort food）的研究發現，男性較喜歡與正餐相關之食物（如牛排、砂鍋菜和湯），而女性則偏愛點心類食物（巧克力與冰淇淋等）；然而在享用完慰藉食物後，男性在享用完慰藉食物之才感到「健康」，反之女性則在吃冰淇淋、餅乾和巧克力後感到「罪惡感」，原先意圖慰藉女性的食物卻無法安慰到她們。上述例子不僅呈現了一種弔詭的情境，更是說明了女性相較男性更受到了飲食的道德判斷所影響，並以規訓自己的身體。
而對於上述現象的成因，從家庭教養時期便開始觀察到類似現象。Bee（2017）整合多項研究發現父母似乎更容易在男孩身上發生「體型察覺錯誤」的問題，意即父母不太可能認為兒子比女孩有體重過重的問題，甚至會以男孩的體型高大為傲，將過重的男孩詮釋為「結實的」；但在女孩身上則是相反，超重的青少年女孩更容易被家人施加壓力，要求減重。而上述的差異便會對孩童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影響，父母低估男孩的體重會導致其更容易低估某人的體重，影響男孩對自我體重的感知；與之相異的是，青少年後期的少女容易對自己的身體感到焦慮，反向誤判自己的體重並錯誤地為自己貼上肥胖的標籤，進而可能受到飲食相關的病症所苦。至此，家庭的影響似乎對男孩與女孩未來對自我身體的認知產生差異，使得體重問題在生理上是男女雙方都必須面對的問題；但在認知上，男性更多對於自身的體重問題無法感知，甚至是對過重的身材感到認同，女性則相對地受到身材所影響的焦慮所苦，繼而對飲食行為的道德判斷有更強烈的感受。
而若以台灣為例，也能看到與美國相似的現象，蕭旭伶的研究論文（2005）指出，流行文化對纖瘦身體的崇尚經由媒體傳播，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共同形塑理想體型，而對女性個體產生社會壓力，如此更會影響女性對自我身體的負面意象，並產生飲食失調的風險。張碧芬（2005）更進一步分析完美身體形象如何被建構出來的，其將之化為醫療專業體系的健康論述力量、經濟生產與媒體傳播的美貌神話，以及行動者的自我認同三個層次，藉此女性行動者便建構了完美身體形象，並以此為標的對自身身體進行控制。
→ 圖一、完美身體形象之建構過程，取自張碧芬（2005）
綜上，食物存在著道德判斷，為飲食貼上不同的道德標籤，使人們得以認知到飲食與健康、奢侈等聯繫；在人們進行的飲食中也存有道德判斷，人們會依據自我的社會位置、角色而被期望吃／不吃某些食物，例如老人被期望吃的清淡而不油膩。其中，飲食控制與身體最能體現出兩性差異，透過教養、廣告等，渲染出了對不同性別的身體期望與要求，繼而產生兩性對自我身體的認知差異，並藉由調整自身對飲食的道德判斷，達到控制自己以成為完美體型之目的。而本文也認為，研究飲食行為道德判斷上不應僅停留在具體的身體控制的結果呈像上，而應當更進一步的去釐清這樣的道德判斷源於何處？人們又是如何受到如此標準的影響？並且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產生多元的道德想像？除此之外，雖然本文也同意女性更多的受到飲食行為道德判斷所苦，但有關男性的飲食行為道德判斷卻相對較少，因此應當進一步地對男性在飲食上受到限制（例如男性較不被期待吃甜食等）做出詮釋，才不會讓這方面的研究僅只停留在單一性別上。
五、結論 — 無性別食物的可能性？
本文將食物區分為生產、象徵與飲食行為道德判斷三條軸線，並藉文獻回顧試圖對飲食如何產生具有差異的性別認知與性別角色的想像作出解釋。在生產方面，可以觀察到藉由媒體、教育等，傳統的性別角色定位得以在今日再製，使得女性被期望待在廚房照料家人。而掌握食物處理的位置雖然看似讓女性獲得權力，得以藉此與父權體系進行協商並控制家人，但在協商之上更意味著對女性地位的限制，使女性較難以走出私領域。而在象徵上，本文回顧了象徵的產生及其在概念層次上的意涵是如何再現性別之間的差異，在日常生活中反覆實踐，以及象徵性別的食物如何對不同性別產生影響。最後，在飲食行為道德判斷上，本文也看到了女性在當代社會中，必須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對飲食作出道德抉擇，從而追求自我認知中渴望的身體。而雖然本文在分析層次上概念化為三條軸線，但食物所帶來的影響實然是交織在日常生活中並與個人的認知與概念交互協商，從而帶來不同的性別差異、感受與經驗。藉由食物，得以讓我們能夠反思日常生活中的微觀甚至是非人的互動中，背後所存在的社會文化與權力關係等。綜上所述，本文認為人不僅僅是如Feuerbach所述般，只受到自己所吃的食物影響，人們對食物的所做、所吃、所想等，更代表著飲食帶來的影響是更加全方位的，並進一步在日常中交織為個體對性別的認知與實踐。
而在梳理了文獻後，本文首先認為在飲食與性別的主題上，研究仍限縮於部分學科，跨學科的蹤跡並不明顯。飲食與性別議題皆作為日常生活中的實踐，實然能以更多跨領域的視角以釐清不同現象，而讓經驗能有更多元的解釋，例如在飲食的象徵層次上或許能夠藉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個人如何認知並接受∕拒絕飲食的道德意涵等。其次，或許是因為性別與飲食的研究較為近代的緣故，其中對於性別的描述仍大抵是男／女的二元差異，較缺乏了多元性別的經驗。本文認為，若對性別的研究能夠進一步的與酷兒（queer）理論結合，或許能夠對性別與飲食的視角帶來更多的切入與反思。最後，台灣當今的性別與飲食之相關研究，也大多是以文學文本作為研究目標並對之進行分析，有關飲食與性別視角的質化、量化等科學研究仍較為稀少。如同Lévi-Strauss所言：「food is good to think.」，若能夠在社會科學的分析視角中試圖從性別與飲食的視角切入，能夠讓研究者看到背後更深層的社會與親屬關係等。
回到日常的飲食中，若我們是在日常的飲食實踐中反覆經驗並內化飲食所意味的性別差異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我們是否有機會擺脫食物所塑造的牢籠？雖然這問題或許無法立即得到解答，但仍然有努力的機會。若我們能夠認知到日常的食物具有上述的事實，似乎就有在個人的生活中反向實踐的可能性；換言之，一位想吃糖的男性與想吃肉的女性如果因為象徵而產生罪惡感時，能試著放下罪惡飽食一頓。此外，象徵所產生的差異認同會受到資本主義、工業化等產生改變，而非既定不變的範疇。按此邏輯，食物背後的象徵與既存的道德意涵是有改變的可能性的，藉此可進一步試著摒棄以性別區分飲食的概念，並在傳遞給下一代的知識中盡可能地脫離性別劃分的邏輯，以實現打破性別化食物的可能性，讓人們能真正地依自己所需思考吃／不吃。
參考文獻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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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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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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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旭伶（2005）。身體、權力與認同：台北飲食男女社會學分析。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台北市。
[1] 本文將與之有關研究概括為飲食行為道德判斷
[2] 西班牙裔德州人
[3] https://nommagazine.com/?p=13586
[4] https://datausa.io/profile/soc/chefs-head-cooks#demographics
